近日，“美国要求企业撤离在华工厂，美国政府承担100%的搬迁费用”的消息在网络恶意传播，引发了一些人对疫情发生以来“外资撤离中国”的担忧。但事实上，只要细究这则消息就会发现，由此产生“外资将撤离中国”的过分忧虑大可不必。这条在许多自媒体口中言之凿凿的新闻，实际上是对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库德罗在一档节目中个人看法的夸大。库德罗的原话并不是板上钉钉的美国政策，只是他个人对“如何减少美国制造业对中国依赖”的建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认为，库德罗仅代表了一些“中美脱钩论”支持者的意见和倾向，不构成美国企业的普遍认识，距离成为普遍性的企业决策更是相去甚远。
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就撰文指出，让美国企业搬迁，可不是“将各种设备和办公家具打包装箱，运到太平洋另一头”那么简单。这意味着，依靠中国低成本获得的利润，都将在他们转移生产时被消耗掉，为此还要多花费上数百万美元。
毋庸置疑，此次疫情是一场全球性危机，是过去几十年深度全球化时期，人类社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全新挑战。在这一外生变量的骤然冲击之下，全球供应链短期内受到沉重打击，一些国家在第一时间应对无措，绷紧供应链神经是自然反应；由此产生对产业链移出中国的焦虑也是人之常情。然而，疫情能改变数十年来形成的全球供应链的基本格局吗？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规律会发生改变吗？多数主要经济体会抛开自身受益多年的国际经贸合作体系而另起炉灶吗？
王军提醒，尤其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各国企业是否撤出中国是需要全面衡量利益后才能做出的决定，不仅要考虑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还要考虑中长期国家间关系及市场变化等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决策。政府可能会进行引导，但不会替代也不可能替代企业进行决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地位不会因疫情影响发生根本性改变。
其一，中国有极具竞争优势的综合生产成本。除资源禀赋外，中国的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都在推动综合成本下降。供应链要想大规模、长时间从中国向外迁移，缺乏足够动力。
其二，中国有绝无仅有的完备供应体系。在一国内部即可完成研发、设计、生产、营销等商业化的全部流程，这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多见。少数产业的供应链外迁可能会发生，而整体供应链调整则耗时长、难度大、成本高，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承接之地。
其三，中国有超大体量的国内市场及巨大的消费升级潜力。近些年，中国市场对跨国企业依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跨国企业本地生产、本地销售的模式不断得以强化。
其四，中国有日益引人注目的研发和创新能力。中国的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但工程师红利才刚刚开始释放。即使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的中高端高技术劳动人口依然增长较快，年均超800万的高校毕业生规模足以傲视全球，研发能力正日益提升。
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已有效控制住国内疫情，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中国相较之下成为世界上生产能力最稳定的地区，成为现阶段世界制造业的避风港，这更加验证了中国的治理能力，让更多投资者认识到把产业链布局在中国实际上更为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要坚持扩大改革开放，加速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对全球产业链和高水平外资的吸引力，构筑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更加显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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