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统计了三年的数据，这22个城市正在“收缩”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收缩型城市”这个名词首次出现在我国官方文件当中。
时间倒回到2013年，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的龙瀛“发现了一个中国的秘密”。当用电脑进行了5万次Ctrl+C、Ctrl+V，把我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标注在地图上后，龙瀛意识到——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人口密度在下降，或者说有一万多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口在2000-2010年间流失。
我们习惯了城市的扩张、经济的增长，如果突然说有的地方人口在减少、城市在收缩，你会担心吗？
“收缩型城市”是来自国外的概念，也被国内的学界研究了多年。什么是“收缩的城市”？用龙瀛在一次演讲中的话来定义，就是“人口在变少的城市”。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提到：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
中国到底有哪些城市出现了“收缩”？目前，并无官方数据。
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特别研究员龙瀛的研究，在2000年到2010年间，中国有180个城市的人口在流失，三分之一的国土人口密度在下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吴康副教授发布研究成果称，2007~2016年间，中国有84座城市出现了“收缩”。这些城市都经历了连续3年或者3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减少。
于是，城叔做了一个简略版的统计，有22个“收缩型城市”进入我们的视野。
关于数据统计的说明
数据来源：住建部发布的2014年-2017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共计666个城市。
统计指标：城区常住人口(城区人口+城区暂住人口)、人口密度(城区常住人口/城区面积)、建成区面积。
对收缩型城市的判定：连续三年城区常住人口下降
统计弊端：只有三年数据，易受临时性因素影响；只考虑城区常住人口变化，缺少经济效率、教育水平、产业结构、老龄化等因素分析。
16个收缩城市集中在东三省
单纯以2014年-2017年间城区常住人口的变化情况来看，666个城市中有22个城市呈现出连续三年下降的情况。
很明显可以看出，这三年出现人口流失的城市集中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分别有6座、5座、5座。位于东三省的“收缩型城市”占比高达73%。
其中，有6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三年流失率超过10%。辽宁的新民、营口、开原三座城市流失率都超过了15%，甚至有的接近20%。
只有位于东三省的12座“收缩型城市”，同步伴随着人口密度连续三年下降。辽宁营口尤其突出，2014年-2017年间，每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人口减少了约3884人，黑龙江佳木斯紧随其后，三年人口密度减少3047人/km2。
东三省的“收缩型城市”大多是资源枯竭性城市。因资源而生，同样因资源枯竭而衰退。
黑龙江鸡西，又称“百年煤城”，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2011年煤炭形势好的时候，煤炭产业占到整个经济总量的24%以上。受全国煤炭市场下滑影响，鸡西煤炭产销量价齐跌，加之多年来自身结构性、资源性、体制性矛盾等诸多因素，全市经济一度在地平线附近徘徊。
同病相怜的还有大庆。恐怕国内没有哪个城市像大庆这样对油气产业的衰退和石油需求疲软有过切肤之痛。这个从2001年以来GDP增速至少10年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城市，2015年以-26.83%的GDP名义增速打破了神话。
数据显示，2014～2017年间，大庆市每平方公里土地的人口密度减少了约450人，城市GDP下滑34%，人均GDP下降了39%。城市收缩现象非常明显。
重工业城市，无法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不得不面临产业衰退和人口外流的双重危机。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人口老龄化、营商环境差、过去经济体制综合的矛盾在东三省很是突出。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好多东北城市都是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但彼时南方沿海还是几十万的中小城市。
随着能源经济的下行，资源型城市受到一波较大的冲击。加上改革开放发展40年，人口从这些资源型城市向更利于创业与提高收入的地方转移，也就是人口与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人口外流、城市收缩，便在东北地区首先发生。
人口在下降，面积还在扩张
在城区常住人口连续下降的同时，城叔发现一些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持续增长。这意味着，人少了，但城市建设的设施相对更多，一定程度出现资源错配的情况。
这类城市中，情况最突出的是，开原市(辽宁)、吉林市(吉林)、通化市(吉林)、大庆市(黑龙江)。
其中，吉林市、大庆市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万，属于Ⅱ型大城市，同时也是当地除省会以外的第二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建成区面积的一降一升，展示出吉林市、大庆市作为当地第二大市的“挣扎”。它们人口外流，但倾向扩张建设，问题是这样的发展趋势，在当下会造成土地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不利于城市的紧凑型发展。
除了上述“一降一升”，还有一些城市在近年呈现出非紧凑型发展的情况，也就是其城区常住人口并未连续下降，但其城区人口密度却连续下降。也就是说，整体这三年，城区常住人口的流入速度，比不上其城区面积扩张的速度。
这类情况的城市有不少，重要集中在北部及西部。包括了内蒙古乌兰察布、山西晋中、辽宁铁岭、四川邛崃、四川遂宁、陕西渭南、甘肃金昌、新疆乌鲁木齐、新疆阿克苏、浙江温州、河南开封。
其中最突出的两个城市是山西晋中与浙江温州，这两个城市常住人口2014-2017连年上涨，但人口密度却在连年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省是唯一一个人口密度三年内持续降低的省份，同时其城区常住人口是连年增长。可见，这三年中，山西省整体土地的城镇化恐怕要快于人的城镇化。
这些年流行的“造城”之风，相关争议也很大。拿新城新区来说，早在2013年，国家发改委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44个地级城市提出了建200余个新城新区。
对此丁长发认为，我们的土地利用不够集约、不够紧凑。中国人均土地消耗是130平米而欧美国家是70平方米，这中间浪费不少。城市的发展与土地面积的大小也并非正相关。中国香港有约740万人，新加坡约560万人，而其土地面积都远小于约400万人的厦门。
实际上，当下中国城市需要步入、也正在步入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城市精致发展阶段。经济学家周其仁在2014年早提出“今后三十年，中国很大程度要从流动转向集聚。地方政府应把注意力从硬件转向人气，建设紧凑型、全球化和法治城市。”
对于收缩型中小城市，此次《任务》中强调“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说的也是这个理念。
为什么首先收缩的是“中小城市”？
2014-2017三年中，城区常住人口连年下降，呈现收缩趋势的城市中，绝大部分是中小城市。从城叔统计出的22个城市来看，仅有三个城市属于大城市范畴，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万，其余19个城市均为中小城市。
为什么中小城市更先收缩？
丁长发认为这与我国城市等级划分有关系，“在金字塔型的城市体系下，等级越高的城市，越能获得更优质的要素，尤其是公共产品，比如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
在优秀公共服务的吸引下，这些高等级城市越能聚集人才，越能聚集产业。相反，公共产品较为弱势的中小城市，留不住人才，其产业推动也更为困难。
他还表示，在欧美地区，有不少小城镇走出一条“小而美”的发展道路，但在其背后，往往有名牌大学等优质公共产品的支撑，比如剑桥大学所在的剑桥市。而在美国，其小城市的一个特殊点在于，全美有5000多座运输机场，很多小城市也融入于航空网络中。
“既有体系下，我们的中小城市还缺乏优质公共服务配套”，丁长发向城叔强调。但提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不得不问一句“谁来掏钱”？进一步，最终落回那个学界讨论已久的话题：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利关系以及土地财政相关机制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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